毛泽东为何对瞿秋白失望？

公众号推送规则改变， 若您认可文章，还请点击上 方右侧蓝字，然后在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熟悉历史的胖友都知道，建国后老师对瞿秋白的评价出现过反复。 1950年代高度赞扬瞿的牺牲，1970年代则批他为“叛徒”。 而老师之所以态度前后不一，和《多余的话》有直接关系！ 1935年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完《多余的话》，国民党中统立刻在《社会新闻》摘发其中部分内容，将其渲染为“共党领袖悔悟”。 两个月后，瞿秋白慷慨就义，坊间盛传瞿秋白临死前，写了篇《多余的话》，对革命对自己都很失望。 瞿秋白的至交鲁迅先生，生前曾通过友人对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是被国民党篡改或假冒。 但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等经办人，却坚持说是瞿秋白原稿，双方相持不下。 1937年瞿秋白《多余的话》在《逸经》刊出，引起舆论震动！ 《逸经》是上海的一家文史半月刊，一直被认为有左派倾向。 它之前率先刊发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详细披露红军长征历程，比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还早一年多。 如今这家机构发布了《多余的话》，不少人开始怀疑，是不是瞿秋白真的写了？ 但我党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找了御用文人做枪手，抹黑我党的革命烈士。 建国后，我党也始终坚持这个口径， 否认瞿秋白写过《多余的话》！ 1950年老师给《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肯定瞿秋白的烈士气节：“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迁葬北京八宝山，伍豪亲自主持事项并题碑，老师也赞颂学习瞿秋白的伟大人格。 但历史的转折，也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瞿秋白安葬八宝山后，香港有关人士托人带话给高层，说有瞿秋白《多余的话》原文手稿，希望高价出售给大陆方面。 我方对此未予理会，没想到几年后，香港自联社出版了《瞿秋白传》，不但附有《多余的话》全文， 而且还配有手稿的照片！ 这本书很快被送到高层，据后来解密的档案，当时有关负责人辨认过，确系瞿秋白亲笔。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奥运会，政治氛围与之前相比变化更大。 戚本禹将《李秀成自述》作为案例，怒批“晚节不忠”，《多余的话》自然也被被类推成文人变节，对瞿秋白的定性也越加严厉！ 1971年老师巡视谈话里说“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72年中央有关专案材料沿用此调，对瞿秋白的评价发生重大转变，将他认定为“叛徒”！ 改开后，对历史问题就行拨乱反正，如何评价瞿秋白这个党的前领袖，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 正式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这份报告是中纪委从1979年起，对瞿秋白被捕就义问题开展复查后形成的。 报告明确指出，《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绝非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报告还确认， 瞿秋白被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操，是一位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 为何同一个人，他的历史评价翻来覆去呢？ 因为《多余的话》绝非一篇简单的随笔，它是一个身陷囹圄、重病缠身、自知死期将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灵魂自剖”。 文中充满了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甚至自我否定， 如“文人习气”、“软弱”、“不配做领袖”。 这种坦诚，在革命话语体系里是罕见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它之所以叫“多余的话”，是因为瞿自己也知道， 这些话在那种环境下说出来是“多余”的，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被敌人利用。 但他最后还是写了，这是他作为文人的真诚，也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天真”。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是最需要凝聚力和坚定信念的时刻，《多余的话》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客观上会瓦解士气、动摇军心。 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个人的真诚如果伤害了集体的事业，那就是一种失职。 鲁迅否认文章真实性，未必完全出于政治考量，也是基于对瞿秋白人格的信任。 他不愿相信这位至交，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这样一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文字。 但瞿秋白确实写了，在残酷激烈的斗争环境中，“真诚”也会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失职”。 老师对瞿秋白的失望，也是源于一种严酷的革命逻辑：敌我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任何“多余的话”都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弹药。 老师自己为了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长期在围剿与叛变阴影里走路， 他对“革命者软弱”的容忍度极低。 在他看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才是狱中文字应有的样子：乐观、坚定、充满信仰。 而《多余的话》里的自我解剖，在革命逻辑下就是软弱，也是对牺牲者的背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太多自我剖析。 不过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革命斗争需要的政治判断， 并非老师对瞿秋白个人品格的全面否定。 通过《多余的话》，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瞿秋白。 他有革命家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