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熨平经济波动”，预期、消费与政策协同的新解法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这一奖项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对于两名学者获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直白而有力：两位学者重构了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减少经济的高峰和低谷。 "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冲击，例如能源危机，或家庭消费规模突然发生的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表示。 预期管理：‌货币政策的真正"杠杆" 要理解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量，得先回到多年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危机。 近一百年前世纪大萧条爆发之后，各国相继出台各类经济干预举措，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节。随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凯恩斯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在二战结束后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界公认的权威性学说。 进入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曾让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集体失灵：按模型"踩油门"刺激经济，换来的不是就业回升，而是失控的通胀。更致命的是"卢卡斯批判"——如果家庭和企业能预见政府的政策规则，他们就会提前改变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历史数据中观察到的总量关系，在新政策下未必继续成立。 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周期性波动。瑞典皇家科学院同样提到，自"凯恩斯主义"提出后，稳定政策一直是抑制这种波动的关键，在经济衰退期需通过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反之则需采取相反措施来抑制经济过热。石油危机后西方世界经历了十年的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胀时期。许多人认为，稳定政策弊大于利，因此应当停止使用。 石油危机后，宏观经济学进入一场漫长的重建，伍德福德正是这场重建的完成者之一。脱离旧凯恩斯主义，伍德福德在1997年与胡利奥·罗滕伯格合作提出‌RotembergWoodford框架，家庭和企业并非被动接受宏观变量，而是"向前看"地决定储蓄多少、给产品定什么价。这一框架将理性预期和价格黏性放进同一个模型，并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纳入宏观分析。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将货币政策传导的重心从当下的利率转向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预期，而央行调整利率之所以能牵动庞大的消费与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这条利率路径会延续下去。‌货币政策真正的"杠杆"在于预期管理，当政策制定者清晰、可信地传达政策路径，就能引导预期。 对照中国，这套理论的现实意义已经显现。过去几年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政策利率"换锚"，2025年货币政策取向转向适度宽松，政策工具箱持续完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加快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中国人民银行也多次强调，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看来，伍德福德的理论与我国货币政策逻辑契合：人民银行持续强化政策沟通、提升透明度，通过常态化发布会、政策报告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立场。依托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改变家庭、企业对未来收入与融资成本的预期，提升逆周期调节效果。 消费：复苏关键在长期收入预期 如果说伍德福德的观点指向预期的价格，那么霍尔的研究就聚焦在预期的消费。 1978年，霍尔发表著名论文，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即家庭的消费不由当期收入决定，而由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乐观的家庭多消费，悲观的家庭捂紧钱包；除非新信息改变预期，否则消费变动无法被预测。 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消费随收入同步波动"的传统假设。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用多个家庭微观数据验证，约80%的家庭消费决策符合"向前看"的逻辑，其余约两成家庭受流动性约束，没有储蓄、借不到钱，消费只能跟着当期收入走一步看一步，这部分群体，也正是政策最该瞄准的。 霍尔还将同样的方法延伸到就业市场。从市场实践来看，经济下行时岗位大量消失、失业率飙升，工资却原地踏步，这也是经济学中的货币工资刚性概念。2008年，霍尔与保罗·米尔格罗姆共同对此进行了解答，后者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人提出，企业与劳动者在就工作岗位谈判时真正影响因素在于拖延谈判，因此工资因此对外面的失业率不敏感，就业却极易受到经济变动冲击。 宏观理论几度更迭，但结论始终未变，宏观调控的最终裁判是微观主体的信心。而从家庭消费到企业就业，这套理论表明，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不在"打气"，而在托底。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霍尔和伍德福德因摒弃了以通货膨胀、生产与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统计关联为基础的传统建模方式，转而采用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内嵌了对大量个体家庭与企业如何通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