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国庆庆祝招待会，毛主席在简报上批示：可惜未请梁漱溟

1975年10月，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持国庆招待会。席间宾客往来，气氛照常热烈，但在招待会之外，一份关于知识分子反应的简报，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邓小平审阅后批示“送毛主席看看”，毛泽东阅后写下：“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一句“可惜”，牵出了梁漱溟与毛泽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也牵出了两位思想道路不同的人，在共同关心国家命运时产生的碰撞。 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两人同属晚清一代。青年时期，他们都在寻找中国摆脱困境的道路，只是选择并不相同。梁漱溟重视传统文化、乡村教育与社会改良，毛泽东则逐渐走向革命实践。 1918年至1919年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梁漱溟已经是北大讲师。通过杨昌济等人的交往，两人开始有所接触。毛泽东听过梁漱溟的讲课，梁漱溟也注意到这位沉默而勤奋的湖南青年。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两人的身份会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成为改变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人物，一个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梁漱溟早年曾受佛学影响，甚至在1916年到衡山尝试出家，后来未能如愿。1919年，他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系统讲授东西方哲学。此后，他逐步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社会，尤其关注农民和乡村。 1927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等地推动乡村建设，试图通过教育、自治和经济改良改善农村状况。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能只靠移植西方制度解决，乡村才是观察中国现实的根基。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农村，不过两人的落脚点不同。毛泽东把农民问题放在革命和阶级关系中考察，梁漱溟则希望以文化教育和社会改良缓慢推动变化。相同的是，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量；不同的是，对道路和方法的判断始终没有统一。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议员身份到延安访问，和毛泽东多次长谈。面对抗战前途，他曾有过悲观情绪。毛泽东对他说：“中华民族不会亡，最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番话给梁漱溟留下很深印象。 梁漱溟还把《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看过后，肯定其中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却不赞成用改良主义替代革命。谈到分歧时，梁漱溟后来回忆，毛泽东“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即使争论激烈，也常常让人感到像老朋友谈话。 真正公开冲突，发生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梁漱溟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发言，重点谈到工农生活差距和农村干部进城后乡村力量减弱的问题。他用了“九天九地”来形容工人与农民生活状况的差别。 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9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批评有人只讲照顾农民，却忽视发展重工业这一国家建设重点。梁漱溟认为自己受到指责，写信申辩，并在9月18日政协会议上再次发言。 现场气氛迅速紧张起来。梁漱溟要求充分说明情况，还说想“考验一下”毛泽东是否有雅量。毛泽东当场回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没有退让，双方的言语冲突由此达到高潮。 这次争论之后，梁漱溟提出请长假，实际上也逐渐退出了政协的日常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因此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生活待遇也没有改变，公开活动仍会收到通知。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更多针对思想和言论，并未把个人关系简单处理成敌我关系。 梁漱溟后来承认，自己当时讲话不分场合，态度也不够妥当，给毛泽东造成了难堪。他同时认为，双方发言都可能存在事实判断不周之处，这属于争论中的局限，并不必然抹杀彼此长期的交往。 1955年以后，梁漱溟主要在家中从事理论研究。1975年7月，他完成《人心与人生》，此书后来于1984年出版。晚年的梁漱溟仍坚持写作，试图从人生、伦理和文化心理等角度，继续回答中国人的精神问题。 毛泽东在国庆招待会简报上的批示，发生在那场争论二十多年后。梁漱溟没有出席，并不意味着他已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对一个有独立见解、又长期思考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既有批评，也保留着某种尊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梁漱溟已年过八旬，仍亲自前往参加追悼活动。他曾说，毛泽东、周恩来和陶行知，是自己一生中最衷心折服的三个人。到了1987年，梁漱溟又谈起1953年的风波，语气已少了当年的锋利：“这是我的不对。”直到1990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