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四个“时代之问”，中国如何作答

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正在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充满机遇与不确定性的历史关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思想深邃、立意高远，既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深刻揭示了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安全伦理、社会公平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亟需国际社会共同作答、携手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之问的理论意涵 回望人类发展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社会变革。习近平主席关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问，本质上是指向“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典理论命题，核心是技术自主发展逻辑与社会价值、制度规范之间的张力如何调和。对此，理论史上主要存在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以及两者综合的互构论三种基本立场。当代主流观点采取“互构共生”的理解，认为技术塑造社会，同时社会也塑造技术，二者双向持续互动、共同演化。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看待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是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最契合的理论框架。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社会为技术发展培育文化环境，塑造其形态与方向。技术可以实现某件事，不等于社会应当接纳这件事。二者关系处理得好则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则相互戕害。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形态，其影响具有系统性和渗透性、演进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影响范围具有跨国界性和代际性。这些独特性的叠加，使人工智能治理超越了传统的科技规制范畴和方法，成为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时代命题。 然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却明显滞后且存在多重结构性困境。一是全球规则和治理机制呈现碎片化，相关标准不衔接，全球技术合作受阻；二是发展存在不平衡，全球南方国家难以公平参与，数智鸿沟持续拉大。三是治理的价值导向日益沦为单一价值范式的技术化输出，有损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方案的提出具有了回应时代之问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 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多年实践中，我国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立足本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 一是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治理的首要问题在于确立人与技术的基本关系。中国方案强调将人的主体地位置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确保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而非取代或支配人类。这一价值立场从法理上明确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为其治理奠定了逻辑起点。当前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存在广泛争论。对此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把技术上模拟出来的“自主”等同于哲学上的道德主体，更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中国司法实践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人格的基本立场，责任归属于开发者、运营者和使用者。 二是立足创新驱动、应用导向。中国方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构建了多层次、系统化的创新推动体系。在战略层面，国家通过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布局国家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资助、加大国家产业基金投资等措施，努力实现底层技术自主可控，夯实人工智能创新的基础底座。在应用层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以场景应用牵引技术迭代，以产业需求倒逼能力提升。同时，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试点机制作用，开展先行先试和创新沙盒监管，为新技术落地应用提供容错空间和制度保障。 三是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上，欧盟采取安全优先的强监管路径，美国倾向于市场驱动的松监管模式，中国方案则主张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守牢安全底线，放开创新上限。这一路径选择体现了务实的治理哲学。在立法策略上，中国采取“小快灵”的方法，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快速响应、精准施策，使制度供给与技术迭代同频共振。在监管方式上，实行分类监管，对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与模型实行上市前安全评估和备案制度；通过内容标识制度、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等，将安全理念嵌入技术生命周期的前端。 四是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在中国语境下，“治理”并非“没有政府的治理”，而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具体而言，政府履行战略引导和监管职能，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和自我规制，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和伦理指引，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和反馈，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生态。在管理体制上，各部门依职责分工协作，避免了多头管理导致的效率损耗与责任虚化。在治理手段上，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规范、伦理准则以及技